题图为于坚摄影作品

开会记

于坚

开会恐怕是逃不掉的，你甚至可以逃掉婚姻。

就是一个完全与开会毫无关系的人，也逃不掉开会。我外祖母是文盲，出嫁之后就与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了，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填过任何表。但后来，居民委员会成立，她还是要被叫去开会，自己带着小凳子，一边听居民委员会的主委老太太念文件，一边舂瞌睡，有许多像我外祖母这样的与会者，一生也开了不少会，从来不明白那些会议是为了什么，会上说的国内国际的大好形势与她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形势大好，她散会回家要去煮饭，形势不好，她散会回家还是要煮饭，除非人家堵上门来，把锅灶给砸了。但开会这种形式倒是使每个人都感觉到组织的温暖，使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孤儿。我曾经去云南最偏远的乡村，那里除了村长因为是部队复员军人可以阅读文件以外，全村都不识字。但他们还是通过开会进行了从土改到文革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中国，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会的人恐怕不多。文革时期，开会非常频繁，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峰的时期，就是日后，我估计也不可能开那么多的会议了。官员、知识分子要经常开会是不必说，工人、农民都要开会。我记得我当年在工厂里的时候，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开会，另一半时间才是生产。在工厂的时候开会主要是在车间里，当年那些新闻照片的标题，所谓“车床旁，工人们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说的就是这种会，用工具柜围出一块地，中间放些铁皮和角钢制作的长椅子和桌子，坐在上面屁股冰凉，要垫报纸、纸板什么的。每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全体工人都要坐下来，念文件或者读报纸。作为工人我们从来不开学习技术的会，总是开学习社论文件的会，与其他单位，医院、学校、部队开的是一样的会，学习一样的文件，在这一点上，倒是没有知识分子、工农兵的分工不同，所以无论你干什么工作，思想内容都是一样的。一个月至少要开七八次会。小组每星期一次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间或，还要开车间大会、全厂大会、系统大会（例如煤炭系统）、全市大会。规模最大的是全国大会，全国在同一个时间一起进入会场，那可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会议了。那一年，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是全中国同时举行，昆明除了每个单位、村庄、居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家庭都有分会场以外，还有一个主会场布置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城市里的许多建筑物都被用巨大的布匹包裹成黑白两色，（后来，年7月6日，美国有个包装艺术家克里斯托包裹德国国会大厦，那算什么啊。我们早就玩过了。）那一天，中国成千上万的大街都是黑色的。大条的黑纱在城市的空隙里飘扬着，整个城市响彻外国作曲家创作的哀乐。一个悲哀的国家，除了山河百兽飞鸟虫鱼星星月亮继续亘古的庸俗外，什么都披麻戴孝，搞得人整日里鼻子酸酸的，就是上厕所也会哭出来。大会开始的时候，北京那边，一个人对着话筒说，默哀，全中国的高音喇叭就响起来，几亿颗头一起低下去，那场景我相信就是上帝在天上见了也要鼻子发酸。当时我是在昆明主会场参加的追悼会，我所在的工厂因为是全市最重要的企业之一，所以在广场上有一千多个站位，每个站位就是一块石板，那广场上有三万多块石板。我们工厂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一星期就停工，全厂扎白花，做黑袖套什么的。并且注意着不能笑，上面在大会上郑重宣布这是政治任务，对全国追悼大会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对领袖是否忠诚，全看你这几天的表现。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表情了，我的车间有一个大姐，焊工，平常干活就有边干边哼歌的习惯，扎白花的时候，一甩大辫子，情不自禁又边扎边哼起来，及时被另一位大姐制止了，幸好没有传到爱“报告”的人耳朵里（那时代的一个习惯是，任何事情只要稍微不对，都有人去告，日久天长，没有被告过的人几乎没有，没有告过别人的人凤毛麟角。恐吓一个人，也是说，我要去告了。而且全国人民都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因为在会议上都传达了，所以，如果坏人出现在任何场合，都是逃不掉的。）大姐担心管不住自己，就戴了一个口罩，这样扎花的时候，呼吸不畅，就唱不起来了。到了追悼那天，全厂早晨六点钟就集合乘着大卡车出发，开进市中心的会场，一个个坐在石板上等着天亮。广场上什么都是巨大的，巨大的画像，巨大的黑布、巨大的白布、巨大的喇叭，坐在广场上，感觉像是坐在巨大的幕布底下。广场上没有厕所，临时搭了几个草棚，里面一片狼籍，无法插脚，只好踮着脚尖小便。那天天气很热，灿烂的太阳，有不少人会议中途就昏厥，被抬了出去。但多年后我回忆，却总是觉得那是一个阴天，黑的，白的，酸的。

开会有各种等级，这是我少年时代就知道的了。小学时候，我参加的会议都是班会，全校大会。但我知道还有另外的会议，我是不能参加的，比如放学的时候，老师会说，班委留下来，我们开个会。所谓班委，就是有资格开小会的人。那时候我正在积极努力要加入少先队，有一天，一个班委说，下午要开会了。并且朝我挤了挤眼。我的心狂跳起来，预感到这个会要讨论我的入队问题。下午放学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和几个同学跑到楼上的办公室外面，从木板墙的缝往里面偷看，看见班委和老师坐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核心，就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地下党开会那样，一伙亲密信任的同志在讨论着什么，我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着。我是班上少数几个最后入队的学生之一，并不是我家庭出身不合条件（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家庭出身，如果你父亲过去是做生意的，那么你的出身就是不好的。我父亲是南下的干部，但他的父亲是地主，所以我的条件没有大问题，但不是很硬，如果深究就不合格了），而我直到三年纪还懵懂无知，没有积极采取行动向那个核心靠拢，玩啊，迟到啊，不专心听讲，对小花小草小虫虫小吃小玩意儿特别有兴趣，不要求上进。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上进。我以为人来到世界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有一份，再说我的作文写得那么好，老师还在班上念呢。直到有一天，学校组织歌吟比赛，老师点到名的就可以去参加合唱，我以为每个人都有一份。但是最后，班上大部分人都光荣地上台去唱歌，只有我和四五个同学被留在台下，同学和同学有了区别，分成了落后的和上进的，可以上台的和留在台下的。他们集体唱完歌从火红的旗帜下走出来的时候，男生女生，个个满面红光，洋洋得意，兴奋自豪，站在一起响亮地说着，笑着。我忽然感到被集体抛弃的孤独和恐惧，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一份。我开始学着那些要求上进的同学在“上进的”时候经常做的那些动作，“上进”起来，听课的时候把手背在后面，老师提问的时候积极举手，课间休息的时候抢着擦黑板，下课主动扫地抹桌子，就像一只刚刚懂事的猴子。同学们惊讶地看着我，我的那几个和我一起落后、喜欢玩弹弓的同学开始疏远我。我一开始还觉得这么做很不自然，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愧疚，我好像成了一个用行为来扯谎的家伙，以前我对这些行为毫无反应，那些上进的动作与我身体和精神的自然状态非常抵触，非常累，非常难受。但我挺住了，慢慢也就不脸红心跳了。如此坚持了半个学期，终于到了这种地步。老师经常会停下课来，说，大家看看，X同学是怎么做的。我就像一个真正的榜样那样把腰杆挺得更直，目不斜视地盯着黑板，内心空虚，表情饱满。后来他们终于结束了小会，走出来握着我的手。这场景使我对开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慢慢知道，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意味着你进入到中国生活的隐秘核心，你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决定许多事情，并知道国家的某些内部秘密了。你没有资格参加小会，那么大会你就必须参加，如果你连大会都不参加，那你这一生就没什么戏了。我记得当时和我一起玩的一个同学，家庭出身很不好，他父亲是前政权里面的干部，关在监狱里面。他不说话，上完课就走，学校开大会他经常溜掉，老师找他谈话他也不说话，像鲁迅小说里的闰土那样低着头。他的朋友都是校外的闲杂人员，他们经常一排地坐在街边上抽烟，被一个班委看见，报告。后来他就退学了，从此再也不开会，他13岁去一个煤场搬运蜂窝煤，到２３岁就死掉了，死于营养不良。

但直到今天，我参加的都是人人必到的会议。那种人人必到的会是最没有意思的会，就是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什么事要干，什么事不可以干。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每次会议都宣布不可以做什么，不能说什么。但从来不宣布上次决定做的某事已经不做了，总是让你继续做呢又没有什么动静，不做呢，又不敢轻易放弃。或者宣布以前不准说的某话现在可以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比如林彪，一开始都是必须那么说的，后来他死了，应该可以不那么说了吧，大家还是不敢。开会就是讲什么不准，不准的事情到了可以干的时候也不会开会来更正，自己看着办吧。所以开过许多次会议以后，大家就觉得如果不是开过会决定了的事情，什么都不可以做，干脆就只是等着开会，开会叫做才做，不开会的时候就等着开会，开完这次会就等着下一次开会。人人必到的会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把已经在小会上决定的事情告诉你，你做也要做，不做也要做。开这种会可以不带耳朵，闭着眼睛，可以小睡，可以看报纸、吃零食、打毛线、不专心听讲，还是蛮好玩的，有的人甚至利用这种会谈恋爱。成功率相当高。在车间里面，如果两个男女大白青天凑在一起，难免别人说三道四，但是在全厂大会上就无所谓了，男男女女，彼此混杂，交头接耳，很是普遍。既使听漏了什么要紧的事情，比如每个人国庆节发两斤苹果这样的消息，也是会不胫而走的。会议上讲的大部分事情其实你不用开会也知道，报纸、电台、电视、都要报导，每个单位都要传达，你不开会你也在开会，会议上的事情你想不知道都不行，你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妻子、邻居、朋友……街口卖五香花生的卢师傅都会告诉你。但是这样的会也不能因为开不开都可以，什么都会知道而不参加。在会里面，再怎么无聊，你会有安全感，但是如果全体都去开会了，只有你一个人留在空无一人的会议之外，你就会心里揣测不安，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就像你害怕那些小型会议一样，你觉得那个你没有参加的会议完全是针对你，正在讨论你的问题，你越来越害怕，觉得你干的每件事情都非常可疑，都有问题，都是犯罪，你几乎要跑到会议上去自首的时候，大家散会出来了，言语之间，听出来是念一个什么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才释然。

那时在工厂里开得最多的会就是动员大会和总结会。每年要各开一次不说，每个月也要开一次。每次开会，都是先由车间书记总结表扬，车间主任动员大战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开门红，开门红就是一开始就要取得好成绩的意思。当时我那个工厂开会是在大礼堂里面，就是众所周知的那种大礼堂，它是我们厂最讲究的建筑，苏联人设计的，如果它可以用宾馆来比方的话，那么车间只可以算是贫民窟。那个会场里面摆着几百条有靠背的长凳，凳子接成一排一排的，一排可以坐四十多人，后来的人要挨着别人的腿才可以挤到中间的位子去，大家都喜欢坐靠外边的位子，好借口上厕所而中途开溜，在大会点名以后再溜掉是比较好的溜号办法，因为会议一般是不会在散会的时候再来点名的。开会如果去晚了的话，往往就要磨蹭到十多条腿，才能找到座位。遇到熟人的腿，还有手摸上来，掐你一把，咯咯地笑。许多女工一开会就打毛线，会议的某几排看起来，完全是个纺织作坊，她们在上千次的会议里面，打出了无数的毛衣、手套什么的。会议之后，打扫这个礼堂是全厂最繁重的工作之一，管礼堂的清洁工经常抱怨，每次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开完会，垃圾就像潮水一样涨起来，废纸、瓜子壳、桃核、烟蒂、甘蔗渣……能把人的脚都埋了。有的会议可不那么轻松，谁也不敢再编织毛线什么的，我记忆深刻的大会有多次，一次是斗争锻工沙红志，他的罪行是有一天在正义路的一个商店里，把别人掉在地上的五斤粮票（现在的读者也许不知道了，那时候粮食是限制的，一个人每个月只有１０多公斤大米面粉什么的，粮票就是专门买卖粮食的货币。）拣起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当场被告发给附近巡逻的民兵，抓住，捆起来，送回工厂，捆在保卫科的楼梯下面，就通知全厂青工，开会批斗。他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青春的鸡胸上骨头突出，令他站在一个方椅子上，弯着腰。在此之前，他已经被民兵排长装在麻袋里面暴打一顿，腰被打断了。毒打的时候，他已经被装进麻袋了，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麻袋里面蠕动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头猪。后来才知道是锻工房烧火的沙红志。沙红志低着头，流着鼻涕，随时要从椅子上塌下来，男女青工轮流上去念批判他的发言稿，我记得那些发言和省政府机关造反派在另一次会议上批判我父亲的发言几乎是一样的，只是情节不同。我父亲的情节是在解放前在南京大学组织“骆驼社”。除了犯罪情节不同，其他都是一样的，一篇稿子也就是百把字不同，其它文字都一样，阶级斗争，打倒、罪有应得什么的。那个会开得我全身冷汗直冒，老觉得他们斗争完锻工沙红志，就要批斗我，因为拣到五分钱没有交给组织的事情我也做过。全场鸦雀无声，谁也不敢打毛线，害怕的人不只是我一个，散会后我就感冒了。另一次会议是全厂大会，工厂书记在大会上念完文件后继续发挥文件精神，越说越激动，当场不点名地痛斥起两个乱搞男女关系的车工来，全场本来已经昏然欲睡，现在精神来了，都等着他继续激动下去，果然那两个人被喝令站起来了。他们刚刚还在大会中间的一排椅子上，低头交谈，卿卿我我，令人嫉妒，忽然就像落汤鸡似的被从人群里面了拎出来。他们太狂妄，公然不知道那几天的小会一直在秘密研究他们的问题，居然还敢来开大会，结果像当场被捉奸一样给揪了出来。那个男的是个眼镜，工厂里面三千人只有二十多个戴眼镜的。那女的是个外侨，水灵灵的样子，美丽得很。工厂书记当着全厂三千人的面痛斥他们谈恋爱的罪行，最后命令民兵把他们押出会场，这件事情对我和当时在场的许多青年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许多人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更严格了。散会之后，关于这件事情大家又开了无数的小会，讨论他们到底会不会继续谈下去，一有他们俩个在一起的动静就来报告、讨论，争论。认为会继续好的一方，认为最终要分手的另一方，直到他们俩个彻底分手，沉默、猥琐，小会们才散了。那女子本来走路喜欢扬着头，顶着一个水晶透明的篮子的样子，现在弯了几厘米，像是被一个游标卡尺卡住了。后来这两个人不知所终，什么时候从工厂消失了没有人知道。

在工厂十年，各式各样的大会我开了上百次，听到的话如果印在纸上的话，可以摆满一个书架。可以算算，以一分钟一百五十个字算（电台播音员的标准）一个小时的话大约是八千字。每次会议最短两小时，最长的时候是一天。就算一次会议只说了三小时的话，三八二万四，一年要开大约１００次会议（包括全厂大会、车间大会、小组会），算上念报纸、文件什么的，一年的话少说也是１３０多万字。我在工厂呆了十年，减去病假、溜号、中途退席、瞌睡、发呆、说小话等没有听见的，被灌进耳朵去的话至少也在８００万字以上，够呛的了。但是都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就记得这几句：“同志们”“继续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最后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我不能参加的小会，每每看到那些开小会的人神情严肃地从会议室出来，我就会想起少年时代的那次小会，好像他们刚刚才讨论了我的入队问题似的。没有资格参加小会的人总是对这些与会者肃然起敬，心有余悸。眼巴巴地望着他们一个一个抬着用装糖水桃子的玻璃瓶改成的茶杯，拢一拢披着的外衣，紧锁眉头，鱼贯离去，拼命想从他们守口如瓶的脸上看出点什么，但总是把事情搞得更神秘兮兮。那些与会者在小会里什么都可以说，但是永不会向局外人透露丝毫风声。要么通过大会告诉你一个结论，要么什么也不告诉你，让你一辈子蒙在鼓里。自从小学三年级偷看他们开过小会以后，我总觉得所有的小会都是在讨论我的问题，但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一直对那种小会有所期待，期望它向我公布什么，伸出有力的大手握住我。但又很害怕，那种小会永远是有一种秘密的气氛，虽然是和平时代，但还是给人有人在门口放风望哨的感觉，使人感觉某些事情在发生、进行着，事情就要发了。但你不知道将是什么事，不知道与你的关系是疏远还是密切，是祸还是福，你只有等待，只有疯狂地猜测。工厂里面有一个喜欢疑神疑鬼的工人，老是怀疑有人在开会讨论他的问题，最后发疯了。

以上是“开会记”的第一部分。下面是另一部分，我换了一种说法，开会就是念文件。读者可以把它当成发言或文件之一念。

“我刚一露出头来，就吓坏了，那里还在开会。四十年前，我在一次会议上变成了一只鼹鼠。当时大家正在学习生产水泥的文件，主席在台上念文件，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下来，听得出，他坚信他讲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像钉子一样钉进台下这些竖起来的耳朵里去，会议结束时，这些竖起来的耳朵就会成为一排排规格统一的椅子。我那天患着鼻炎，鼻头通红，耳朵发硬，我没有什么也没有听，我埋头看一本关于钻头的书，有人说这本书是一本黄书，我冒着被发现逮捕的危险，秘密地千方百计找人借来，在外面包了一个红色的书壳，装作正在看革命书籍的样子，埋头看着，我不想为一份关于生产水泥的文件浪费时间，那份文件与我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谁要生产水泥就让他去生产吧，我可不想为这种事情操心。我不明白为什么全国都要传达这个像水泥一样枯燥的文件，比起水泥来，钻头要有意思多了，令人浮想联翩，通过书里面对钻头的各种介绍，我可以把钻头想象成各种性质的，钢的、铁的、铝合金的、塑料的、脂肪的、瘦肉带筋的、海绵的、带鱼腥味的、带铁锈味的、肥皂味的等等。最精彩的一个钻头没有任何形状，只是不断地喷泻着白色的冷却液，在宇宙的黑洞里面旋转着，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五彩缤纷的胯下钻出钻进，打出各种口径的洞穴。那文件念了三个小时还没有念完，念到三个半小时的时候。我感觉到我钻开了一堵铁铸的墙，身子渐渐变小，眼睛变小到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些我以前视而不见的小东西，比如主席眼镜上粘着的水泥屑，嘴唇上抹着的口红，还发现他的肝区爬着一只无头蜘蛛，我甚至更吃惊地发现，这个主席的输精管已经被一个结石阻死，下体已经成为水泥的，只有腰部以上还能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开会，因为这样他就不必挪动他已经硬化的下体。我还看出来坐在主席旁边的副主席垫了一团卫生纸在口腔里，以防止铅字掉到胃里面去，同时也可以支撑他随时要瘪下来的嘴巴。而主席台上的其它人都膀胱肿大，但没有一滴水在里面。我兴奋至极，我一直有这种愿望，像Ｘ射线那样，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现在我看见了，看见了。在兴奋的东张西望中，我又长出了尖嘴和胡须，又长出了尾巴，长出了红红的小鼻子。我并不能完全肯定我的这些变化，这也许是钻头使我产生的幻觉。我依然呆在座位上，我并不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只灰黑色的鼹鼠。我已经变得比书还小，我的小手已经抓不住它了，书扑通一下掉在椅子上，我则被书压在下面，立即有一只手拿走了这本书，那人翻了一翻，马上大叫起来，这里有一只老鼠！接着就有人发现了正在一旁翘着尾巴发楞的我，那人一声大吼：老鼠！会场秩序大乱，一些女同志捂着眼睛惨叫起来，许多人抬着脚乱跺，一些人从椅子和桌子之间弯下腰，看我藏在哪里。起先，我还一边躲避着，一边愤怒地辩解，我不是老鼠，我是钢筋科的沙红志！你们搞错了！张科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小沙啊！我一边大叫，一边高举着我的红皮壳子的工作证，跳到桌子上。“看看我的工作证，我是沙红志！”立即就被一棍子震得滚下了桌子。我虽然身体变成了鼹鼠，声音并没有变成老鼠的方言，口音还是人的口音，依旧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用的是新华字典里面的词汇，只是我看世界的角度改变了，看见了大家看不见的东西。我看见这个会场其实是一只巨大的水泥的灰色脑垂体，里面全是粘乎乎的纸浆，开会的人像铅字一样被搅拌在纸浆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责任感令我想把我看见的说出来，但我连解释自己是谁都解释不了，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已经变成了鼹鼠，我的话是人话，但身体已经变成鼠辈，我的话和我的身体已经南辕北辙，完全分裂了，我还不知道别人只是把我当四害之一的老鼠看。我不停地躲闪着，抱头鼠窜，面对不断扑过来的棍子、皮靴，我大声地念起了一些话，就是刚刚传达的文件上的那些话：“要用嘴说！不用动手！”“水泥和沙灰的比例是三比一”，我以为只要我说话像完全领会了文件的技术员那样，他们就会停下来。应该说我的声音只是比高音喇叭稍微小一点，普通话可是标准得无可挑剔。但我的标准的普通话一律被听成一只老鼠吱吱的叫声，哪怕我讲的全是社论上说的那些话。整个会议咆哮如雷，我被前追后堵，打倒它！消灭掉！捣乱！把它踩死！踩死！活活踩死！跳到主席台上去了！打不得了，会把文件踩脏的，把它赶下来！下来！下来！太嚣张了，杂种！公然敢跳到那里！抓住它！怎么这么笨啊！我检举，它在１２排５号座位下面！在这里！又跑掉了！踩一脚！一脚！踩住尾巴……一些砖头向我砸过来，接着是万棍齐下，我几乎被打死，幸亏我的身子已经变小，才逃过一劫。最后我精疲力竭，只好钻进了会场墙根的一个洞，就是我用钻头开辟的那个洞，不知道怎么它已经不再是我思想里面的洞，而是成了一个现实的洞，就在大礼堂的广播室下面，因为那里每天都有播音员吃不掉的剩饭被倒下来。外面的愤怒之声渐渐消失，主席又继续念起文件来了。

我进入黑暗的洞穴，发现那黑暗的天空里竟然挂满星星，和我童年时代见到的一模一样，不由鼻子一酸，掉下泪来。一只老鼹鼠走过来，用鼠语唤起我的小名，我发现她就是我的外祖母。我发现鼠语就是我已经失去多年的母语，因为经常开会，没有一个文件或报告是用我家乡的方言写的，所以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家乡方言，如今听到童年时代的鼠语，我忍不住掉下热泪两行，我又可以念唐诗了。我这一进去就是几十年，日子过得还马马乎乎，虽然世界老是暗无天日，但有月亮和星星，据老鼹鼠说，这里以前也是有太阳的，但是被开会的人取下来拿去当供品了。伙食也不太好，总是杂杂碎碎，但唯一的好处是从来不开会，这一点令我深为满意，我最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开会，上次的会议令我变成了一只鼹鼠，再开一次会，我说不定就变成屎克螂了。但我一直搞不懂的是，我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钻头，而是变成了鼹鼠。这里没有开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开会，当然也没有主持人、没有麦克风、没有主席台、世界空旷多了。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当一只鼹鼠，总是坐着，保持着开会的姿势，嘴巴飘在空中，肚子饿得泛白，脚掌抽筋。我不得不学习生存的一些基本的动作，尽量让身体贴近地面，把手和脚放下来，嘴巴挨着地面，亲近以前我认为是肮脏的土地，把生活的方向扭转过来，不再是向上，而是向下了。后来我发现我实在多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以前开会的时候，我总是在会议里面睡觉，睡觉的时间却失眠，痛苦得想扯羊耳疯。现在所有不良的症状都消失了。我的牙齿磨得很尖利，说话的声音变的很细微，说的都是很矮的事情，就正在眼前的事情。令我激动的是，世界上还可以有这样的生活，永不开会，以前我以为开会就像太阳永远挂在天上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生活，就是寻找食物，小嚼小撕，小啃小咬，做爱，生产，唱歌、跳舞、打架、吃醋、争夺女人、说废话。我完全成了这种生活的俘虏，长得油光水滑，肥硕庸懒。

一转眼，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开会了。这么多年，什么都发生了变化，食物也不同了，我刚刚变成鼹鼠的时候，伙食都是菜帮子、发霉的土豆、和一点点带哈喇味的肉皮。现在可不同了，经常可以喝到牛奶，肉皮我根本就不吃，我吃脊肉和鱼，运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吃到海鲜，有一次我甚至吃到了三文鱼，还抹着酱油和芥末，味道好极了。就想出去看看，那个世界是不是还在开会，说不定早就散会了，我还可以再变回人去呢。于是有一天，我转到那个洞口，贼头贼脑地把头探出去，那儿依然挂着太阳，只是已经生了锈，不那么刺激眼睛了。我刚一露出头来，就看出来那里还在开会，那场景我真是刻骨铭心，瞥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立即拔腿就走，但已经来不及了，坐在边上的几个与会者已经看见了我，但他们只是朝我瞥一眼，有点说不出来的表情，那表情常常是看见一个在会议中途出去小解，裤子上沾着尿迹回来的人时才会有的。那些人转过脸去，继续开会，理都不理我，正发楞，已经有一个为会议倒茶的小姐走到了我的面前，露齿一笑，“同志，你的坐位在那里，请你回到你的坐位上”。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着这位小姐回到了会议上。

坐定，这才发现，四十年没有出席会议，坐在下面开会的人已经全部变成了鼹鼠。会议主席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声音和四十年前一样，但不是用肛门发音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他的现在是用一具可以存盘的电脑舌头在讲话。他正在念５１号文件，文件遮住了他的脸，签署文件的人是卡夫卡。这个文件正是《变形记》，我兴奋地竖起了耳朵。在主席台上念卡夫卡真是令人兴奋，时代居然已经进步到会议都可以接受卡夫卡了，他是一个甲虫，我们在地下见过。并且主席还一再强调，对老卡的文件，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组织讨论。我兴致勃勃地聆听起来，这是平生第一次我喜欢上了开会，第一次在会场里听到主席台传下来的都是优美的文学语言，而且通过麦克风来传播，声音更富有一种磁性，而且全是我乐于听的词汇、细节、白描、深刻的寓意，对存在的反讽，对异化的担忧、幽默，甚至还有几个段落具体地说到作爱，把男根比喻为装配在电梯里上下不停的红钻头，令我若有所思。这一切真叫人以为是在做梦。如果人们可以通过大会来接受理解卡夫卡，听众甚至包括我从前的上司，钢筋科的张科长，那么这个世界真是有救了。我甚至感到一丝空虚无聊，连卡夫卡都已经作为文件在念，那么这个世界是完全可以放心了，愤怒是多么矫揉造作的事情啊，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地上和地下不都一样了吗。我不再是主席的眼中钉，不再是警察局黑名单上的异端分子。我是快乐得发红，乐于勃起的海绵钻头，是随时想开屏发情的孔雀。

我感觉会场老是乱哄哄的，似乎有一种啃啮什么的声音不停地响着，使我繁燥不安，很难集中精力去理解卡夫卡的连珠妙语。我很不满地瞟了一眼，那眼光就像当年会议上的积极分子一样。我不得不转移了注意力，去看看以前的同事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这次才发现鼹鼠们在私下传阅着一份文件，原来这份文件就是四十年前那份关于水泥和纸浆生产的文件，现在这份文件所说的一切，已经建成了一个实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人都知道了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水泥的充满纸浆的脑垂体里面，它们已经对这个脑袋里运转的一切念头都厌烦透顶，纸浆这种千篇一律的食物已经像麦当劳一样令人恶心。普遍的恶心使人们情绪低落，丧失了性欲。如果要获得新的性欲，就得吃透水泥和纸浆生产的细节。但这份文件已经被禁止了，不准外传。这份文件告诉他们水泥的性质，硬度、标号、配方，钢筋的组合方法、纸浆的原料和搅拌过程……那些吃透了文件的人，就可以更轻松地破坏旧的地基，生产出新型号的水泥和纸浆。大家都知道，新的食物、水源、精子和卵巢都藏在旧水泥地基下面的某处，用玻璃、塑料、马塞克瓷砖和铝合金裹着。而水泥地基被建筑得像一个中国盒子，每一层都有不同的盖子和通道，没有图纸是根本出不去的。

扩音器被震得轰轰作响，但没有任何人在听，他们都在紧张地干自己的私活，我发现二十年间，大家已经学会只是象征性的保持着坐的姿势，他们已经学会坐着行动，面部符合会议的要求，面部以下会议看不见的地方，则无法无天，怎么都行，有人甚至把那根钻头取出来，自己安装在自己身上。主席台只看得见一张张循规蹈矩的面具，但底下干任何事主席台上都不会发觉。虽然会场依旧是那么安静，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但这已经不妨碍与会者干任何事。大家已经学会了不出声地做事，不出声地打呼噜，不出声地喧哗，不出声地作爱。要干什么干什么，不说，不发言、不争论。我发现会场里大部份椅子的靠背已经被挖空了，这么多年，他们干的就是这种事，在开会的时候破坏椅子。看得出那些椅子是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抠掉的，干这个活计不可能使用正规的工具，没有人敢于带着挖掘椅子背的工具来开会，这是即兴之作。最多可能会借助一下削水果的小刀，但不可能每个人都带着小刀，所以主要工程是手指头完成的。可以看出来，这个工程不是一只手做完的，它肯定经过了若干人，每个人都留下了不同的风格和痕迹。这个椅背最表层是一皮革，皮革下面是三合板，三合板下面是木框，木框下面是麻布和椅子正面的皮革。现在，背面的皮革、三合板都被抠空了，一眼可见木框和下面的麻布。木框原来是黄色的，只有木纹，但现在上面被人用钢笔、原珠笔划满了各种奇怪的笔迹，不是句子，只是一些笔迹，弯曲的线条、一些蚯蚓、单字、单词、不能连缀起来，毫无意思，就像是一个烦躁不安的、正在痛苦地绞辫子的疯姑娘留下的笔迹。并且不是一个人的笔迹，而是多个人，因为木框所有的空白之处都已经被填满，犹如用笔迹织出来的经纬混乱的布条。多么艰苦的作业啊，木框是垂直的，还有些弧度，框边很窄，只有两个指头的宽度。在上面写画犹如在峭壁上写画，是极为艰难的，手没有支点，必须悬肘。但他们竟然把木框一点一点地写满了，看起来像是一篇史前的文书。正是这个密密麻麻的木框使我注意到了眼前的这个椅子背。我进一步看出，在这个作品之前，还有过更辛苦的作业。他们首先得把椅子表面的皮革、三合板抠掉，这个木框才能呈现出来。我仿佛看见一个个指头，像越狱者那样在椅子背上抠着，抠着，把干掉的猪皮一块块剥开撕下。干这个活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弄出太大的声响，以免被主席听见，但力也要用够，这样皮子才能被撕裂。前驱者的任务是剥掉表面的皮，露出三合板。后继者的工作更为艰巨麻烦，他们得把三合板一层层剥掉，前驱者与韧性的皮革搏斗，后继者则面对三合板的坚固，肯定有若干的手指被三合板露出的尖刺戳破过，带血的指头，暗红色的斑点。三合板被小片小片地掰下来，我估计在一次会议中最多可以掰掉一层。把它的三层全部掰光，在这种作业条件下，至少得十次以上每次四小时的会议。最艰苦的活计是三合板边缘被钉子钉住的部位，他们孜孜不倦，连这一小块木屑也不放过，这几个小顽固以为占着钉子的力量，人家奈何不得它。但它们错了，它们被一一取出来，就像压在岩石底下的孙悟空被赶了出来。不知道他们用手指是怎样把钉子松动的，甚至有的被拔出来半截，有的已经被拔掉了。木框边原有的钉子是１２颗，已经拔掉两颗，有３颗被拔出来一半，其余的还钉着三合板残留下的木渣。像是一次伟大的越狱，从完成品（椅子靠背），向未完成的、开始的方向逃去，椅子——椅子背——皮革——钉子——木材——空洞。那么多人同心协力，冒着被主席听见的危险，压制着一切声音，以一种信念坚定的囚徒的方式，一层层揭穿、穿越、最终解构了它们。我数了一下，这个会场中，５０００个座位，大多都已经只剩下了空架子。

这项宏伟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偷偷摸摸的地面作业，结束了地下活动的早期，进入到水泥的层面。大约是主席沉迷于文件中，或者聋掉了，对下面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一直没有进行干预，所以下面的活动渐渐公开猖獗起来，寂静地猖獗，寂静地喧嚣。有人已经脱去了上衣，抡着丁字镐挖了起来，挖得火星四溅，但没有一丝声响。整个会场像个热火朝天的工地，推车的、打洞的，搬运的、只是大家都保持着座位上的姿势，哑默着，不说话但配合得很默契。会场轰轰烈烈，于无声处听惊雷，甚至有一只穿皮甲克的老鼹鼠公然开着挖掘机进来，进门的时候，左轮子撞在门上，几乎把会场撞倒，会场像喝多了的酒鬼摇晃了几下，又站稳了，天花板哗拉拉地掉下几块来。我以为主席这回应该听见了，但他还是毫无反应，继续念他的卡夫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的责任感像急性痢疾一样发作了。我终于站起来，跳到主席台上，撅着尾巴，站在铺着红色毛呢的桌布上，对着主席的耳朵大声说，我要揭发，我要检举，它们全是老鼠，它们在破坏会场，它们在破坏地基！再搞下去，会场就要塌了！会议就开不成了，我慷慨激昂，振振有辞。主席放下了文件从眼镜后面瞪着它，我才发现它也是一只鼹鼠，与其它鼹鼠不同的是，他是一只没有血管的水泥鼠，卡夫卡的书已经被他吃掉一半，剩下的一半似乎也将在念完后被吃掉。他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我已经在地洞里呆了二十年，我说的是鼠语，软绵绵娇滴滴的，听起来犹豫不决，总是商量商量的口气。完全没有普通话的硬度和强度，像卡通片里的穿裙子的米老鼠在谈情说爱。主席奇怪地看着我，你要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喋喋不休地解释着，甚至引用了福柯和哈贝马斯的原话来证明我的看法。但主席一句也听不懂，他挥挥苍老的爪子，嘿嘿一笑，说，小家伙，回座位上去吧，去吧，啊，这文件是个长篇，才念了个开头呢。我茫然不知所措，气得要死，大声骂起来：你这个吃里爬外的老杂种！接下来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我发现自己忽然开始长大，越长越大，长得比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大，直到恢复成了一个人。我四下看看，周围全是鼹鼠，它们愤怒地提着爪子，踮起脚尖，围着我，咬牙切齿，吱吱怪叫，我发现会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老鼠窝，被咬得百孔千疮。我一阵害怕，就夺门逃走了。逃到会场外面，我才感到心慌想吐，那感觉就像当年我独自变成了鼹鼠那样，自作多情、羞耻、孤独、委屈、无助，想死。更令我恐慌的是，我完全找不到做人的感觉，没有一点性欲，我习惯地张了张嘴，像鼹鼠那样叫了几声，渴望着把什么硬物咬上一口。忽然，有个声音喊了一声，开会了，我寻声望去，看见洪荒大地上摆着一张长桌子，已经坐着人，还剩一个座位，我坐进去，与会的正好是12个。”

我最近参加的会议是知识界的，知识界的会与工厂的会不同，那些会议可不是人人可以去的，参加的人要么德高望重，要么孺子可教，那是一种待遇。你的论文写得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参加过多少次会议，哪种规格的会议，是坐在哪个位置。比如，你开会的时候是否在你的桌子上放置写着你的名字的牌子，这就是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别。因此，一个知识份子冷嘲另一个知识份子的时候，反唇相讥：你大概没有开过高规格的会议吧。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幸福则是在日记里面写道：我终于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大会，兴奋得无法入睡啊。能参加外国的会议那就不得了啦，回国就可以评上副高或者博导。我最近开的一次会议是在北方的一个岛上，报到签名后，就得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什么，这是一个中国秘密，没有人会说出来的，这也是现在的会议激动人心之处，与20年前我在工厂参加的会议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会议安排是这样的：早餐：８－９点。计有：西餐部分：果汁（三种），咖啡、牛奶、粥２种、面包片、奶酪、黄油、糖块、水果（六种，已经切好）、鸡蛋（煮蛋和煎蛋）、火腿、肉肠……中餐：油条、包子、各种热菜６个，鱼，牛肉、猪肉、排骨冬瓜汤等等。９点半－１２点开会。午餐：１２点－１点。八菜一汤，以及红葡萄酒。１点－２点半，午睡。不睡的人可以打保龄球或者玩麻将，大多数人选择了玩麻将。２点半到６点，开会，６点到８点，晚餐。晚餐的时候有一个菜单：如下：红烧俄罗斯鲍鱼、绿党三文鱼、自然道竹笋、油爆博士虾、麻辣意大利维柯豆腐、海德堡青椒牛柳、，布罗茨基奶油布丁、新彼得堡羊排、日式三鲜汤以及肝胆相照牌啤酒等３种酒水。会议是这样开的，首先，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个牌子上，放在桌子上，越重要的距离主席就越近。那些牌子上的名字与众不同，很有诗意：大河一浪、天涯神游、窗边孤客、梦里鱼飞、丽娜丝丝、时代利剑、幽梦北山、蓝天独云、雾野、孤独娇、新岛、芳舟……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的人生倾向或者志向，但你错了，笔名是他象征，隐喻，理想，真名才是他本人，例如，笔名为梦娜花深的诗人真名却是司马财。笔名苍凉一原的本名却是刘小样。经常发生这种事情，这个名叫雪蝽的人与大家相处多年，总觉得他有点不对，他的本名早就没有人记得了，忽然有人想起来，你不就是胡传魁么，大家恍然大悟，这个人现在对了。原来都是大家的笔名，后来笔名比本名有名了，开会用本名倒不方便了，谁也不知道谁是谁。会议讨论的是中国当代化肥的发展方向。首先发言的人都是有更重要的事情的大人物，人家说完那个方向、画龙点睛、提纲挈领，就走掉了，留下来的人才是真正要讨论问题的人。一会场里都是蠢蠢欲动的嘴，唯一闭着嘴，身体在动的是继茶水的服务员，一个容貌娇好的女子，小家碧玉，揭开茶杯盖的时候总是翘着小指。普遍的发言都是这么开始的：我其实不想发言的，也没有准备，既然来了，就随便说两句吧。而其实为了参加这个会啊，他半年前就开始打电话、密谋，把某某某的名额搞掉，托人找关系，当了六个月的小人。现在发言，语气之间给人的暗示是，我本来不想来，有更重要的会，口气模仿着大人物。会议开始了，有一首诗描写了这次会议：

《会议》

开头要开门见山

三百个茶杯　三百个名额

十二扇窗子　十二个天鹅

接到会议请柬的　都是成功者

主席台上　总是坐着老同志和

搞评论的　出头露面　

下半身永远看不见

在野时都是偏执一词的学者

野怪黑乱　染着黄头发

有了位子　立即正襟危坐

年轻时写爱情诗之前科令汝羞耻

蔑视人微言轻之多数向少数胁肩　

讲十句废话接一个电话　

要事永远不在会议现场

金玉良言山盟海誓都暂时中止

与会者像猴子一样乖乖晾着

言要在此兮意要在彼

王顾左右兮不可轻易变态

不动声色兮但要察言观色

排前坐后　暗示着牛Ｂ大小

握手时蜻蜓点水　那是泛泛之交

厚此薄彼　紧握着久久不放　因为心仪已久

微笑　要担心藏着一把刀

被得势者装作没看见的那位

是一位枕戈待旦的小人

每一种举动都是隐喻　阳奉阴违

每一个表情都要带点象征　口是心非

尔工于旁敲　彼长于侧击　心眼看不见

洗脸更衣　容光焕发是为了维持面子

几个人溜进去关着门　多半是密谋的信号

交头接耳　一个新的同盟诞生

同党和叛徒往往坐在一桌话题里应外合

牛肉是西方文本　鱼是中国文化　

爱吃鸡头的家伙　必有逐鹿中原之心

闷头吃　一言不发　也许

下决心要与圆桌决裂了

每一句话都在含沙射影　画龙点睛　言不由衷

赞的是狼心骂的是狗肺呵欠连天

讨论装修之讲话从印度鹦鹉扯到鸡年的孤独马飞词基

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没有他不知道地

快闭上鸟嘴吧　有人频繁出去小便

有人翻报纸看第三个手指头　不想再洗耳恭听了　

用各种比喻疯狂抗议　决不会

直截了当　把那些说了一万年的废话掐断

主持人的脚气太重导师同志浓烟熏人

博士的狐臭　雅量　请服务员再开窗一扇

依旧难闻到尾声　小事　谁都会翻脸不认

暂时的缺席　也可能就大祸临头

乘你不在集体后退到铁血时代

一致选你当了奥斯威辛的犹太

沉默的人　必是有不可告人的喧嚣

此地无银三百两　始作俑者最爱表白

高谈阔论　舞文弄墨　只是把主旨埋得更深

认真喝茶　从不说真的　才是城府里的大帅

把烈酒一口干下去　舍命陪君子

生死之交啊　肝胆相照把日月都照亮了

明天酒醒　继续斗角勾心

所有的表面都有一个背后

所有亮出来的都藏着一个暗的

所有的嘴都戴着假牙　

所有的假牙都假惺惺的

只有在光滑的出口

一跤跌倒才是真相

并非落井下石　也没人故意绊你

坐得太久　机关算尽　胜券在握了

因此身体失控建筑物都是为繁荣灿烂的

政绩建造用的都是光彩最多的材料

“小心滑倒”　没给走路的留下余地

开会开得出神入化　一边退场一边想着

下次开会要把面积的大小再暗示一下

忽然扑通一声鼻青脸肿　胸部粉碎性骨折

这个发言可是直截了当一句就是一句

藏在内部的东西马上涌到表面上来

血是黑漉漉的　有股原始的腥气

赶快送急诊吧！有人

在救护车飞驰而去的风尾后面说了一句

“明天，他就不必表态了”。

“最后，还有许多同志没有发言，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到这里了，我再占用大家的几分钟时间，把这件事情解释一下：是这样的：我被安排与博士生导师同一个房间，房间门上已经写着我俩的名字，我因为不喜欢被人打扰，就把我的名字取下来，博士生导师刚刚从海德堡过来，对我的举动闷闷不乐，以为我把我的名字取掉是看不起他，不想让人知道我与他同住。我不知道他不高兴，只是觉得这个人对我怎么爱理不理的。但到了会议第三天，他已经喜在眉梢了，我忍不住问，怎么今天这么高兴？他一边擦皮鞋一边说，他们都以为我是海归待遇，与主席一个级别，一个人住一个屋呢。好，散会，吃饭！”

作者简介

于坚，20世纪70年代岁开始写作，持续近四十年。著有诗集、文集20余种。诗、文、摄影合集8种。纪录片四部。最近（）即将出版的著作是长篇散文《朝苏记》、散文集《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西行四章》、摄影集《大象岩石档案》、最近8年的散文合集《挪动》。

首届小众文学奖于7月1日揭晓

首届小众年度散文家杨显惠

首届小众年度诗人张二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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